两篇主旨截异的“新年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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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正确的政策，才有军事的胜利。一有错误，比较明显时，就立即指出，进行检查。必须抓而紧。
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的逐步统一，是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毛泽东从原则上指示：所谓财政统一，一是要扣，统一就是扣，必须与可能扣者扣之；二不要“死”，逐步统一是需要的。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征询大家的意见后，认为目前比较成熟的有六条：即（一）票币统一（东北尚待考虑），人民银行归中央；（二）预算决算经中央批准，保持一定数量的机动费；（三）兵工生产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基数；（四）铁道统一修理，统一管理；（五）统一对外贸易计划，业务管理分区负责；（六）统一军需生产，分区负责，实行调剂（包括卫生、电讯）。
南下的方针既定。1月10日晚上，周恩来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开会，商讨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当时，第四野战军已经进关，准备南下向中南进军。这样，南下部队就有了华东和中南两路，兵员的补充需要统一调剂。大家商讨决定：新兵的补充，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15个军共补充15万人，兵源不成问题；进军中南的部队3个兵团9个军，需要补充13.2万人，由华北、豫皖苏、豫西、华野分头抽调。经补充后，南下大军共410万人，另有非军事人员200万人。人吃马喂，加上装备，按粮食计算共需283亿斤，除去财经收入174亿斤，共差109亿斤。这就是困难，有待统一筹措。
会上，周恩来特别叮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区参考。周恩来说：“要记着办理！”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这些收集的材料，就是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给代表们的《政策汇编》。
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对于这一点，甚至国内外反动派都不加怀疑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难时刻，他们深知，单靠军事斗争的办法来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经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妄图利用政治斗争的办法保存其残余势力，争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
在这种情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文告虽然歪曲历史真相，掩盖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责，但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并提出关于和谈的五个条件。
为了回答南京国民政府的求和要求，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深刻揭露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严厉批驳了文告提出的5项和谈条件。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对“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并且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力量和充足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这个声明给了蒋介石文告的假和平阴谋致命一击，使蒋在一个星期之后不得不“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毛泽东1月14日的声明，立即得到广泛的响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热烈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彻底支持八项和平条件，指出：“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决非轻易得来。在今天，谁如要偷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中国民主同盟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中，认为中共八项和平主张，非常切合目前时局要求，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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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正确的政策，才有军事的胜利。一有错误，比较明显时，就立即指出，进行检查。必须抓而紧。
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的逐步统一，是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毛泽东从原则上指示：所谓财政统一，一是要扣，统一就是扣，必须与可能扣者扣之；二不要“死”，逐步统一是需要的。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征询大家的意见后，认为目前比较成熟的有六条：即（一）票币统一（东北尚待考虑），人民银行归中央；（二）预算决算经中央批准，保持一定数量的机动费；（三）兵工生产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基数；（四）铁道统一修理，统一管理；（五）统一对外贸易计划，业务管理分区负责；（六）统一军需生产，分区负责，实行调剂（包括卫生、电讯）。
南下的方针既定。1月10日晚上，周恩来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开会，商讨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当时，第四野战军已经进关，准备南下向中南进军。这样，南下部队就有了华东和中南两路，兵员的补充需要统一调剂。大家商讨决定：新兵的补充，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15个军共补充15万人，兵源不成问题；进军中南的部队3个兵团9个军，需要补充13.2万人，由华北、豫皖苏、豫西、华野分头抽调。经补充后，南下大军共410万人，另有非军事人员200万人。人吃马喂，加上装备，按粮食计算共需283亿斤，除去财经收入174亿斤，共差109亿斤。这就是困难，有待统一筹措。
会上，周恩来特别叮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区参考。周恩来说：“要记着办理！”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这些收集的材料，就是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给代表们的《政策汇编》。
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对于这一点，甚至国内外反动派都不加怀疑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难时刻，他们深知，单靠军事斗争的办法来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经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妄图利用政治斗争的办法保存其残余势力，争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
在这种情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文告虽然歪曲历史真相，掩盖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责，但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并提出关于和谈的五个条件。
为了回答南京国民政府的求和要求，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深刻揭露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严厉批驳了文告提出的5项和谈条件。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对“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并且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力量和充足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这个声明给了蒋介石文告的假和平阴谋致命一击，使蒋在一个星期之后不得不“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毛泽东1月14日的声明，立即得到广泛的响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热烈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彻底支持八项和平条件，指出：“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决非轻易得来。在今天，谁如要偷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中国民主同盟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中，认为中共八项和平主张，非常切合目前时局要求，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