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接管：穿行在新旧中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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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9年元旦即将到来的时候，位于津浦铁路北段一个叫泊头（人们习惯上称其为泊镇）的小城到处是银装素裹，尽管已经是封冻的季节，但是穿城而过的古运河上却不时有浩荡的部队和各色车辆穿过，异常繁忙。从1948年5月起，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机关在负责人刘仁的带领下就已经驻扎在泊头的运河两岸，迎接全国解放，准备接管城市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948年12月初，刘仁等人去华北局开会，几天后回到了泊头。12月12日，华北局城工部召开干部会议，刘仁十分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多年来我们说“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现在时机已经到来了。东北全境解放后，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我东北野战军已经挥师入关，平津两市已被我军分割包围，平津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北平市委已经组成，由彭真同志任市委书记，赵振声同志为副书记，因为他是李大钊同志之子，华北局决定，赵振声同志今后改称原来的名字李葆华。会上，刘仁还告诉大家我们自己的北平市长已经确定，就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并说剑英同志也是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任市委第一副书记。就在这次会上，刘仁向大家宣布：华北局指示，城工部机关工作人员，六成分往北平，四成分往天津。大家先自己报名，最后服从组织决定。他还说，12月15日晨从泊头分头出发，去天津的同志，到天津以西的胜芳镇集中待命；去北平的同志，到保定市集中待命，限12月18日以前到达。去北平的，由顾德、孙国操、李珍等人带队，到保定后，找赵振声和韩钧接头；去天津的，由于志远、陆达等人带队。
从12月12日到15日，尽管只有3天的时间，但城工部里弥漫着空前兴奋的气息，准备转移工作在极为迅速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2月15日凌晨，刘仁首先带领几位同志和一部电台，坐了一辆破旧的日本造小汽车出发了。按照计划，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了两个大队，随后分头出发，直奔保定和胜芳。
接管平津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1949年1月14日下午，中共天津市委做出决定：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各个方面的接管人员，应于15日早晨从胜芳镇出发，争取当天进入市内开始接管工作。
此时，解放军己攻入市区。由于前方战事发展很快，天津市委领导同志乘车先期到达杨柳青镇。
1月15日，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刘亚楼等一起，率领军管会人员奔赴天津城内。黄敬、黄火青、许建国、黄松龄、吴砚农、丘金、杨英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分乘吉普车进城。其他接管人员，乘大卡车分批向市内开进。
大卡车队一大早从胜芳出发，先到杨柳青镇，再向东行，沿南运河大道直奔天津。
天气晴朗，阳光照射到地面的雪上，变成了五颜六色。冬天的天气，越晴越冷，加上大卡车开得很快，就更冷了。人们挤在大卡车上，虽然身体感觉到冷，但心中却燃烧着胜利的火焰。前方战士们打了胜仗，下面就要看他们的了，胜利的果实要靠他们来巩固，这是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
他们怀着这种崇高的使命感，急切盼望赶到城内，也就忘掉了寒冷。
大卡车队行进到南运河大堤的公路上，距天津西营门已不太远。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公路上从西往东去的是各种车辆；从东向西去的则是戴着大皮帽子、全副武装、雄壮整齐的第四野战军的战士们。他们胜利地完成了攻城任务，正在向新的战场转移。
大卡车上的接管干部们看到自己英雄的队伍，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招手致意，有人还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向东北野战军老大哥学习！”“祝贺天津解放!”……
东北野战军的战士们也向车上的干部们欢呼，有的人还把帽子抛向空中，共庆胜利。
公路两旁的庄稼地上，也走着一队队人群，他们是由解放军战士押送的国民党军战俘。这些人衣帽不整，狼狈不堪。一些伤员的头上、身上缠着纱布、绷带，走路一拐一拐的。少数穿绿呢子军大衣的军官们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垂头丧气地和他们的家属走在一块。
离市区越近，人越多，汽车不能像开始那样开得那么快了，只好在人流中缓行。
下午4点多，接管干部的车队终于穿过西营门，进入市内。车行到西马路、西南城角时，还断断续续听到枪声。
车在市内行驶，沿途呈现出战争的痕迹：被炮火摧毁的敌人的坦克，还歪歪扭扭地躺在街头；碉堡前和马路旁国民党士兵的尸体尚未来得及清理；一些被枪炮击毁的汽车还在燃烧，冒出一股股呛人的浓烟；建筑物上可以看到累累弹痕……
看到这种景象，接管干部们越发感到他们肩上的担子沉重，他们也坚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他们的努力工作，一定会很快医治好战争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创伤，在废墟上恢复和发展生产，把天津建设得更加繁荣、美好。
黄克诚率领的军管会人员入城后，立即发布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宣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电令：“天津市及于近郊国民党匪军业已肃清，塘沽、大沽国民党匪军，亦将就歼。为着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天津市并东至塘沽、大沽，南至静海，西至杨柳青，北至杨村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区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任命黄克诚、谭政、黄敬、黄火青、王世英、许建国、李聚奎、钟伟、袁升平为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并任命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本会遵令即于1月15日宣告成立。本主任暨各委员亦于该日到职视事。奉行共产党所制定的城市政策，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
军管会在当日接管了国民党广播电台后，立即建立了天津新华广播电台，并于当晚18时开始播音。人民播音员热情而又庄严地向全市人民宣告：
“天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这块土地上的反动统治从此结束……”
接着，广播电台又播出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告天津人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等。
胜利的消息通过广播电台立刻传遍了全市，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
在广播电台的门前和院子里，挤满了群众，他们挥舞着彩色的小旗子，高呼口号“天亮了，我们解放了!”“人民解放军万岁!”“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电台开始播音后，不断地接到外边打来的电话。这些电话除了庆祝解放之外，一致要求反复播送党的城市政策和法令。
根据群众的要求，电台反复播送了平津前线司令部、天津市军管会的重要文告，转播了中央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直到次日凌晨1时才结束播音。
天津会议大楼，这里曾是前美军驻天津司令部所在地。日本投降后，为了抢占被八路军包围的天津城和夺取华北地区抗战胜利果实，美国政府派出海军陆战队，于1945年9月30日在塘沽登陆，并侵入天津和北平。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就把他的司令部设在这所大楼里。1945年10月6日，在这所大楼前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骆基代表盟国接受了日军投降。之后，美、蒋、伪合流，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那时，他们以胜利者自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曾几何时，他们失败了。中共天津市委接管人员高昂着头，迈着大步，走进这所大楼。
会议大楼见证：天津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月16日清晨，会议大楼门前挂起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牌子。对外，这里是天津市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内部，这里是中共天津市委的工作机关。
市委机关的工作由黄火青和于致远主持。一大早，市委秘书处和组织部的同志们便满怀兴奋的心情来这里上班办公了。
他们在大厅和楼上各个房门上贴上纸条，注明是哪个系统、哪个地区的报到处。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报到了。天津解放了，反动军队、警察已被消灭，他们再也不用以隐蔽的方式为党工作了。现在，他们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做更重要的工作了。
前来报到的地下党员，有的西服革履，有的穿着旗袍、高跟鞋，有的穿着长袍，有的是一身工人服装，有的是学生打扮，真是五光十色。若不是前来市委报到，他们相互之间很难认识，很难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同志。到了市委之后，他们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兴奋异常，彼此之间也很快熟悉了，在一块儿亲亲热热地交谈起来。
市委组织部早已掌握了地下工作人员的名册和档案，来报到的人经过简短的谈话后，便被分配到指定的单位去工作。
下午，由黄火青主持，杨英、于致远等参加，在会议大楼大厅召开了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天津地下党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天津地下党各委员会、各系统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地下党员。
在这次会上，市委的领导同志和长期坚持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见了面。在两条不同战线上工作的同志光荣会师，共庆天津解放的伟大胜利。
黄火青代表市委在会上讲了话。他充分肯定天津地下工作者长期以来为党工作，为天津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加快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并向与会的同志们提出了做好接管城市工作的要求和希望。
地下工作者们不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第一次亲耳聆听高级领导同志的讲话，感到温暖、亲切，同时也受到很大的鼓舞。通过这次会议，他们明确了以后的工作方向，增加了迎接新的斗争的信心。
当接管干部奔赴天津市开始接管工作不久，随着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签订，接管北平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
接管北平的部队于12月15日下午1点多钟从泊头出发，途经献县、河间、高阳，于12月18日下午天黑以前按期赶到保定。
在保定城内的西南角，有一所原来国民党政府开设的监狱，保定解放后，成了保定军管会的招待所。前后到达保定的部分人员就被安排住在这里。当城工部负责人向有关方面问起如何同赵振声、韩钧接头听取指示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你们虽然按期到达保定，但是时间已经晚了，因为前方形势发展极为迅速，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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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9年元旦即将到来的时候，位于津浦铁路北段一个叫泊头（人们习惯上称其为泊镇）的小城到处是银装素裹，尽管已经是封冻的季节，但是穿城而过的古运河上却不时有浩荡的部队和各色车辆穿过，异常繁忙。从1948年5月起，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机关在负责人刘仁的带领下就已经驻扎在泊头的运河两岸，迎接全国解放，准备接管城市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948年12月初，刘仁等人去华北局开会，几天后回到了泊头。12月12日，华北局城工部召开干部会议，刘仁十分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多年来我们说“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现在时机已经到来了。东北全境解放后，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我东北野战军已经挥师入关，平津两市已被我军分割包围，平津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北平市委已经组成，由彭真同志任市委书记，赵振声同志为副书记，因为他是李大钊同志之子，华北局决定，赵振声同志今后改称原来的名字李葆华。会上，刘仁还告诉大家我们自己的北平市长已经确定，就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并说剑英同志也是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任市委第一副书记。就在这次会上，刘仁向大家宣布：华北局指示，城工部机关工作人员，六成分往北平，四成分往天津。大家先自己报名，最后服从组织决定。他还说，12月15日晨从泊头分头出发，去天津的同志，到天津以西的胜芳镇集中待命；去北平的同志，到保定市集中待命，限12月18日以前到达。去北平的，由顾德、孙国操、李珍等人带队，到保定后，找赵振声和韩钧接头；去天津的，由于志远、陆达等人带队。
从12月12日到15日，尽管只有3天的时间，但城工部里弥漫着空前兴奋的气息，准备转移工作在极为迅速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2月15日凌晨，刘仁首先带领几位同志和一部电台，坐了一辆破旧的日本造小汽车出发了。按照计划，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了两个大队，随后分头出发，直奔保定和胜芳。
接管平津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1949年1月14日下午，中共天津市委做出决定：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各个方面的接管人员，应于15日早晨从胜芳镇出发，争取当天进入市内开始接管工作。
此时，解放军己攻入市区。由于前方战事发展很快，天津市委领导同志乘车先期到达杨柳青镇。
1月15日，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刘亚楼等一起，率领军管会人员奔赴天津城内。黄敬、黄火青、许建国、黄松龄、吴砚农、丘金、杨英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分乘吉普车进城。其他接管人员，乘大卡车分批向市内开进。
大卡车队一大早从胜芳出发，先到杨柳青镇，再向东行，沿南运河大道直奔天津。
天气晴朗，阳光照射到地面的雪上，变成了五颜六色。冬天的天气，越晴越冷，加上大卡车开得很快，就更冷了。人们挤在大卡车上，虽然身体感觉到冷，但心中却燃烧着胜利的火焰。前方战士们打了胜仗，下面就要看他们的了，胜利的果实要靠他们来巩固，这是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
他们怀着这种崇高的使命感，急切盼望赶到城内，也就忘掉了寒冷。
大卡车队行进到南运河大堤的公路上，距天津西营门已不太远。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公路上从西往东去的是各种车辆；从东向西去的则是戴着大皮帽子、全副武装、雄壮整齐的第四野战军的战士们。他们胜利地完成了攻城任务，正在向新的战场转移。
大卡车上的接管干部们看到自己英雄的队伍，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招手致意，有人还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向东北野战军老大哥学习！”“祝贺天津解放!”……
东北野战军的战士们也向车上的干部们欢呼，有的人还把帽子抛向空中，共庆胜利。
公路两旁的庄稼地上，也走着一队队人群，他们是由解放军战士押送的国民党军战俘。这些人衣帽不整，狼狈不堪。一些伤员的头上、身上缠着纱布、绷带，走路一拐一拐的。少数穿绿呢子军大衣的军官们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垂头丧气地和他们的家属走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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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多，接管干部的车队终于穿过西营门，进入市内。车行到西马路、西南城角时，还断断续续听到枪声。
车在市内行驶，沿途呈现出战争的痕迹：被炮火摧毁的敌人的坦克，还歪歪扭扭地躺在街头；碉堡前和马路旁国民党士兵的尸体尚未来得及清理；一些被枪炮击毁的汽车还在燃烧，冒出一股股呛人的浓烟；建筑物上可以看到累累弹痕……
看到这种景象，接管干部们越发感到他们肩上的担子沉重，他们也坚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他们的努力工作，一定会很快医治好战争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创伤，在废墟上恢复和发展生产，把天津建设得更加繁荣、美好。
黄克诚率领的军管会人员入城后，立即发布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宣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电令：“天津市及于近郊国民党匪军业已肃清，塘沽、大沽国民党匪军，亦将就歼。为着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天津市并东至塘沽、大沽，南至静海，西至杨柳青，北至杨村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区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任命黄克诚、谭政、黄敬、黄火青、王世英、许建国、李聚奎、钟伟、袁升平为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并任命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本会遵令即于1月15日宣告成立。本主任暨各委员亦于该日到职视事。奉行共产党所制定的城市政策，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
军管会在当日接管了国民党广播电台后，立即建立了天津新华广播电台，并于当晚18时开始播音。人民播音员热情而又庄严地向全市人民宣告：
“天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这块土地上的反动统治从此结束……”
接着，广播电台又播出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告天津人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等。
胜利的消息通过广播电台立刻传遍了全市，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
在广播电台的门前和院子里，挤满了群众，他们挥舞着彩色的小旗子，高呼口号“天亮了，我们解放了!”“人民解放军万岁!”“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电台开始播音后，不断地接到外边打来的电话。这些电话除了庆祝解放之外，一致要求反复播送党的城市政策和法令。
根据群众的要求，电台反复播送了平津前线司令部、天津市军管会的重要文告，转播了中央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直到次日凌晨1时才结束播音。
天津会议大楼，这里曾是前美军驻天津司令部所在地。日本投降后，为了抢占被八路军包围的天津城和夺取华北地区抗战胜利果实，美国政府派出海军陆战队，于1945年9月30日在塘沽登陆，并侵入天津和北平。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就把他的司令部设在这所大楼里。1945年10月6日，在这所大楼前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骆基代表盟国接受了日军投降。之后，美、蒋、伪合流，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那时，他们以胜利者自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曾几何时，他们失败了。中共天津市委接管人员高昂着头，迈着大步，走进这所大楼。
会议大楼见证：天津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月16日清晨，会议大楼门前挂起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牌子。对外，这里是天津市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内部，这里是中共天津市委的工作机关。
市委机关的工作由黄火青和于致远主持。一大早，市委秘书处和组织部的同志们便满怀兴奋的心情来这里上班办公了。
他们在大厅和楼上各个房门上贴上纸条，注明是哪个系统、哪个地区的报到处。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报到了。天津解放了，反动军队、警察已被消灭，他们再也不用以隐蔽的方式为党工作了。现在，他们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做更重要的工作了。
前来报到的地下党员，有的西服革履，有的穿着旗袍、高跟鞋，有的穿着长袍，有的是一身工人服装，有的是学生打扮，真是五光十色。若不是前来市委报到，他们相互之间很难认识，很难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同志。到了市委之后，他们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兴奋异常，彼此之间也很快熟悉了，在一块儿亲亲热热地交谈起来。
市委组织部早已掌握了地下工作人员的名册和档案，来报到的人经过简短的谈话后，便被分配到指定的单位去工作。
下午，由黄火青主持，杨英、于致远等参加，在会议大楼大厅召开了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天津地下党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天津地下党各委员会、各系统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地下党员。
在这次会上，市委的领导同志和长期坚持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见了面。在两条不同战线上工作的同志光荣会师，共庆天津解放的伟大胜利。
黄火青代表市委在会上讲了话。他充分肯定天津地下工作者长期以来为党工作，为天津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加快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并向与会的同志们提出了做好接管城市工作的要求和希望。
地下工作者们不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第一次亲耳聆听高级领导同志的讲话，感到温暖、亲切，同时也受到很大的鼓舞。通过这次会议，他们明确了以后的工作方向，增加了迎接新的斗争的信心。
当接管干部奔赴天津市开始接管工作不久，随着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签订，接管北平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
接管北平的部队于12月15日下午1点多钟从泊头出发，途经献县、河间、高阳，于12月18日下午天黑以前按期赶到保定。
在保定城内的西南角，有一所原来国民党政府开设的监狱，保定解放后，成了保定军管会的招待所。前后到达保定的部分人员就被安排住在这里。当城工部负责人向有关方面问起如何同赵振声、韩钧接头听取指示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你们虽然按期到达保定，但是时间已经晚了，因为前方形势发展极为迅速，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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