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民主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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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还在去西柏坡的路上，当获悉周恩来、任弼时等已经安全抵达西柏坡后，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城南庄会议一一作者注)准备讨论的问题，其中第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阜平召开了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的口号。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了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是不同的。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刘少奇在发言中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的第二天，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表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到解放区来开会，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电报指出，这个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会议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
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螯；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当此解放军部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在上海的民主建国会总部得悉香港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后，秘密举行常务理事会，一致决议赞称五一口号，并指示章乃器、孙起孟为驻香港代表，向中共驻港负责人表明民建响应五一号召。
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对五一口号“热烈赞同”，并确信“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在港妇女界知名人士何香凝等232人发表宣言，认为五一口号深深地反映了全国民众全体妇女的要求，表示“坚决地加紧团结，配合一切民主力量，争取人民的全面胜利，粉碎反动集团的残余力量，来实现‘迅速召开新政协’的口号!”
海外华侨获悉中共的五一号召后，也纷纷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发表后，中共香港工委找到与著名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关系密切的庄希泉，请他赴新加坡与陈嘉庚联系。庄希泉到新加坡拜会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要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真诚邀请。不久，陈嘉庚收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月20日的亲笔邀请信。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后，陈嘉庚立即复电：“我们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4月初，70多岁的陈嘉庚，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途经香港、天津，4日，乘火车到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的热烈欢迎。
在给陈嘉庚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司徒美堂写了一封语气真切、态度诚恳的邀请信。
司徒美堂是美洲侨领，身居美国。由于远隔重洋，收到毛泽东的信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宣告灭亡。83岁的司徒美堂读罢毛泽东的来信，心情异常激动，决心动身回国。然而，他身边的朋友和致公党、安良党的兄弟对此议论纷纷。司徒美堂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1948年7月31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指出：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曾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钱之光，抗战时期担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处长。8月2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同时，中央派刘昂从西柏坡到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
钱之光从大连出发，经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抵达朝鲜边界城市新义州，转火车到平壤，同苏联的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的手续，然后去罗津租乘了苏轮“波尔塔瓦号”，开始了远程航行。
从罗津到香港，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和台湾海峡，航程漫长，为了应付意外情况，钱之光一行事先商量好各自的身份，并商定到了复杂地带，还要装扮成船上的职工。钱之光回忆说：我们船上装的是大豆、皮毛、猪鬓等土特产品，还带了一些黄金，准备到香港换回西药、电讯器材、高级纸张以及汽车轮胎等物资。在这次往香港的航行中，我们遇到过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也遇到过龙卷风。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当我们的船快到香港时，就看到海面上有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也来回穿梭。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改扮成船上的锅炉工，脸上、手上、身上都是煤灰，即使熟人见了，也很难认识。等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后，我才洗了澡，换上西装。我们终于安全地到了香港。
8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指出：“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接到电报后，方方与潘汉年等人立即着手安排这项工作。钱之光到达后，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中央指示，并一同协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问题。他们感到，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筹划。他们还专门建立了电台，与西柏坡和大连沟通联系。
经过艰辛、秘密的工作，基本上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钱之光便向周恩来发出了请示电：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到东北解放区。8月30日，周恩来复电钱之光，同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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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还在去西柏坡的路上，当获悉周恩来、任弼时等已经安全抵达西柏坡后，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城南庄会议一一作者注)准备讨论的问题，其中第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阜平召开了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的口号。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了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是不同的。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刘少奇在发言中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的第二天，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表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到解放区来开会，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电报指出，这个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会议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
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螯；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当此解放军部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在上海的民主建国会总部得悉香港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后，秘密举行常务理事会，一致决议赞称五一口号，并指示章乃器、孙起孟为驻香港代表，向中共驻港负责人表明民建响应五一号召。
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对五一口号“热烈赞同”，并确信“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在港妇女界知名人士何香凝等232人发表宣言，认为五一口号深深地反映了全国民众全体妇女的要求，表示“坚决地加紧团结，配合一切民主力量，争取人民的全面胜利，粉碎反动集团的残余力量，来实现‘迅速召开新政协’的口号!”
海外华侨获悉中共的五一号召后，也纷纷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发表后，中共香港工委找到与著名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关系密切的庄希泉，请他赴新加坡与陈嘉庚联系。庄希泉到新加坡拜会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要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真诚邀请。不久，陈嘉庚收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月20日的亲笔邀请信。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后，陈嘉庚立即复电：“我们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4月初，70多岁的陈嘉庚，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途经香港、天津，4日，乘火车到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的热烈欢迎。
在给陈嘉庚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司徒美堂写了一封语气真切、态度诚恳的邀请信。
司徒美堂是美洲侨领，身居美国。由于远隔重洋，收到毛泽东的信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宣告灭亡。83岁的司徒美堂读罢毛泽东的来信，心情异常激动，决心动身回国。然而，他身边的朋友和致公党、安良党的兄弟对此议论纷纷。司徒美堂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1948年7月31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指出：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曾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钱之光，抗战时期担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处长。8月2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同时，中央派刘昂从西柏坡到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
钱之光从大连出发，经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抵达朝鲜边界城市新义州，转火车到平壤，同苏联的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的手续，然后去罗津租乘了苏轮“波尔塔瓦号”，开始了远程航行。
从罗津到香港，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和台湾海峡，航程漫长，为了应付意外情况，钱之光一行事先商量好各自的身份，并商定到了复杂地带，还要装扮成船上的职工。钱之光回忆说：我们船上装的是大豆、皮毛、猪鬓等土特产品，还带了一些黄金，准备到香港换回西药、电讯器材、高级纸张以及汽车轮胎等物资。在这次往香港的航行中，我们遇到过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也遇到过龙卷风。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当我们的船快到香港时，就看到海面上有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也来回穿梭。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改扮成船上的锅炉工，脸上、手上、身上都是煤灰，即使熟人见了，也很难认识。等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后，我才洗了澡，换上西装。我们终于安全地到了香港。
8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指出：“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接到电报后，方方与潘汉年等人立即着手安排这项工作。钱之光到达后，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中央指示，并一同协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问题。他们感到，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筹划。他们还专门建立了电台，与西柏坡和大连沟通联系。
经过艰辛、秘密的工作，基本上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钱之光便向周恩来发出了请示电：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到东北解放区。8月30日，周恩来复电钱之光，同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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