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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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明。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曾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他太天真了，此路也走不通。于是，他只好又发愤改读经济。
从学生时代起，曾联松就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他眼见旧中国备受外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真是心如火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日货。1935年，他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八年离乱，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统一要求，悍然发动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当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全国绝大多数城乡己经得到了解放，人民共和国像一轮喷薄欲出的太阳，正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他是多么地激动和兴奋啊！他同全国人民一样，盼望着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的诞生。
不久，上海市也解放了，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连数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扭秧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曾联松内心的波澜。不久，曾联松反复阅读《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应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他决定投身到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太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
于是，他决定以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伟大祖国有着3000多年灿烂文化，还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出来，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位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感受。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50～60人。
各小组的讨论都非常热烈和认真。但是，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很不一样，选择的图案也很不一致。
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的“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方尚待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彭光涵很着急，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写了个请示报告，交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上，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说：“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较欣赏‘复字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当即指示：“好！你按这个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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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明。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曾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他太天真了，此路也走不通。于是，他只好又发愤改读经济。
从学生时代起，曾联松就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他眼见旧中国备受外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真是心如火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日货。1935年，他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八年离乱，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统一要求，悍然发动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当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全国绝大多数城乡己经得到了解放，人民共和国像一轮喷薄欲出的太阳，正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他是多么地激动和兴奋啊！他同全国人民一样，盼望着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的诞生。
不久，上海市也解放了，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连数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扭秧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曾联松内心的波澜。不久，曾联松反复阅读《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应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他决定投身到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太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
于是，他决定以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伟大祖国有着3000多年灿烂文化，还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出来，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位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感受。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50～60人。
各小组的讨论都非常热烈和认真。但是，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很不一样，选择的图案也很不一致。
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的“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方尚待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彭光涵很着急，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写了个请示报告，交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上，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说：“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较欣赏‘复字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当即指示：“好！你按这个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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