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八章 刘复下山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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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龙的授课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结束了，“简简单单”这四个字放到韩龙的身上，还真是侮辱了先贤。
韩幸看着满脸微笑走出来的这个家伙，他觉得若是让孔老夫子知道了这个家伙竟然敢用他的学问去做这等昧着良心的事情，恐怕他就算是已经死了也是不会放过这个“欺师灭祖”的师门败类的。
“儒门有汝，真是儒门的不幸！”韩幸虽然曾经也是很怕韩龙的一个人，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算是能够开一开韩龙的玩笑了。
韩龙也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明明很心软却是一副强行装出冷漠模样的少年了。
此时的韩龙听到韩幸的调笑也只是淡然的笑了一声，然后轻声的关心着他。
“回来了，没有受什么伤吧！”
此时的韩龙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去一脸轻笑的表情，似乎和当年的“好好先生”司马徽一样的满心和善。
（司马徽从不说别人的短处，与人说话时，从来不问别人的好恶，都说好话。
乡中曾有人向他问好，他回答说：“好”。
有一次，有人告诉司马徽自己儿子的死讯，司马徽便回答说：“很好”。
司马徽的妻子知道后便责备他：“人们认为您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告诉您。您为什么忽然听说他人的儿子死了，而对他人说好呢！”
司马徽却是回答说：“您的话也很好。”
《世说新语·言语》引《司马徽别传》：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辩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
可是韩幸觉得当初的好好先生司马徽外表看似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温婉模样。
但是他的内心比谁都要冰冷清醒，这种不断的好好好之下，或许就是一副冷血心肠。
而现在韩幸眼中的韩龙，也是在慢慢的朝着某个方向变去。
或许现在他还有这么一批他放不下的人在帮助他，所以让他的心中还有着些许的温情存在着。
可是谁知道这最后的温情还会停留多久，或许有一天，韩龙也会变成第二个“好好先生”？
“啊，没什么事！”不管韩龙未来如何，现在的韩幸仍然是他的影子，“张苞将军正在那边休息，族老这是带我们来这里转转！”
“好，挺好！”韩龙满意的点了点头，“刘复这段时间在这里做的挺好，现在岚山部落虽然实力稍稍差了不少，不过现在也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模样！”
韩龙的夸赞让一旁的族老都有些笑得合不拢嘴了，他做了一辈子的岚山部落的族老。
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要改变岚山部落的现状！
只可惜，他这一辈子的确是改变了岚山部落的现状，他差点将岚山部落给一巴掌改没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崭新的希望，这位族老自然是每天都恨不得在部落里转一圈，看着变化越来越大的部落，他也对自己亲近汉人的这个想法，越来越觉得正确了！
作为岚山部落的族老，当初他也是有幸见过汉人的那些长官的，那些官吏在汉人那里被称之为父母官，他们平素里最喜欢的就是和自己治下的百姓谈心，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还需要自己做。
他也曾经见过那些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不说，更是枉顾人命。
他知道雍闿说的有些话是没有错的，的确是大汉的很多官员都是那个样子，贪婪无度，贪财好色，一个个的都是小人模样。
但是这位族老也不是傻子，他更加知道的是，无论是成都蜀汉朝廷，还是江东的孙家王朝，这种官吏难道会少么？
当然不会，他不傻，也不会听着那位雍闿还有孟获的三言两语就相信了这些话。
甚至他还看到了那些贪官污吏的下场，的确是有很多人贪了钱，好了色，最后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这不是什么难以相信的事情。
可是他知道更多的贪官污吏都是被人给抓起来杀了，并不是所有时候，这个世间没有公平。
他不反对贪财好色这件事情，就算他一心只想着让岚山部落更好，让族人有着更好生活的人，他难不成就不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也想，或许说一个人正常人都想要这么做，曾经有一个汉人老者对他说过，大家都是俗人，总说那些没边儿的事儿干什么？
若非是为了能够财色双收，又有多少人愿意拼命往上爬，要知道这种事情可是一步错满门抄斩的局面，这种风险若是没有相对应的利益，那他们又岂会如此做？
贪财也好，好色也好，若是你为了百姓做事，那么这件事情或许并不是那么不能理解。
百姓会骂的是什么都吃了，都拿了，都要走了却不给百姓做事儿，只给自己吹捧的官，而不是那些该吃吃该拿拿，遇事儿也往心里搁的。
而现在汉人官员之中，这种人真的不算是多么的少！
（在这里解释一下，古代官员十个里面九个贪，只不过是有人贪权有人贪财有人贪图名声，贪得东西各不相同罢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百姓更加的喜欢什么人，这个其实从后面的大明后一百五十年里看出来。
那个时候在百姓心中威望最高的其实就三个人，能够让所有百姓都惦记都祭奠的也就三个人。
被称之为大明最后一个圣人王阳明，一生都是行为主义者，一副你爱谁谁，反正我就是干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王守仁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史称“阳明学派”
这也就是所谓的知行合一！
第二个就是戚继光，他主要是因为他带兵平定南北，南征倭寇时期的岑港之战，台州之战，福建之战，兴化之战以及最后的仙游之战直接将南方的倭寇之患平定了。
俞大猷和戚继光也被称之为俞龙戚虎。
之后戚继光再次北上，前往北方抵御鞑靼，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北蛮子无法攻入，于是转而进犯辽东，戚继光率兵增援，协助辽东守将李成梁将其击退。
在张居正上位其间，明朝再次达到了一次鼎盛。
所以作为武力保证之一的戚继光也收到了南方双方的百姓拥护和爱戴！
另外再在这里说一下，张居正作为实行“一条鞭”法的大能，他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这位贪污受贿的本事同样不少。
张居正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
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
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
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
，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
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
“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
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
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
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不过从良心和大局上说，，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
《明史》对他的记载最是中正：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则是最为详细，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但是这么一个人，他贪污了么？标准答案，他贪污了，而且贪污的很厉害！
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贿送他两个金盘，盘中各植高达三尺的珊瑚。据《万历十五年》说，追赃上缴的各种财物约值十万两以上，其子供称还有三十万两寄存各处，抬进宫门的抄没财物达一百一十扛。
便是戚继光都曾经送了他不少东西，其中南方海里专属的海狗宝，那也是常年不断的。
而这种人贪污了几十年，为什么最后抄没出来的东西却是不算多么多，因为根据记载，搜刮出来的财物，并不是两百多万两之多。
张四维实际抄出来的结果根据史料记载是”黄金2400两，白银10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玉带16条等。”按说这也挺奢侈的了，可是与200万两白银还是出入甚巨的。
那么他的钱都去了哪里，在明朝如果你没有钱，就算你是当朝首辅你也是寸步难行的。
张居正其实并不爱钱，他更爱的是权，为了获取权利，他可以收受别人的贿赂，也可以去贿赂别人。冯保就没少收过张居正的钱，徐阶也曾贿赂过张居正。
所以张居正很多时候，收了别人的，或者贪污来的，都会再用于去疏通各种关系。以便自己做事不被掣肘，以求权利的最大化。
张局长也算是贪污受贿之后再去贿赂他人，最后让大明更加的强盛，这也算是贪污受贿第一人了。
不过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古代的贪官屡禁不止，这个规矩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现在再说一下第三个被万民惦记的那个人，这个人对于众人不算是意外，也算是意外，那就是大明最大的宦官权臣，魏忠贤。
关于魏忠贤这里就不多说了，毕竟说太多了也不太好，史书记载的几件事情说他三年之中将大明祸害了一、天启六年，魏忠贤执政期间，开始实行辽饷预征制，即每年十月开始预征次年辽饷的十分之三，农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二、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而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
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每建一词，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财政。
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词，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
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
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
一方面是大明王朝天灾人祸不断，一方面又是这么多的毫无意义穷奢极华的“面子工程”，民怨鼎沸。
三、天启五年至七年，可查阅到的天灾数不胜数，然而遍查天启五年至七年的《熹宗实录》，对灾荒的奏报与赈灾却极为罕见，由是导致民变迭起。天启五年，饥民迫急，人人迁怒，欲反富豪剥削，抗击官吏索征，以求生路。
天启六年的八月，“陕西流贼起，由保宁犯广元”。而天启七年，饥荒愈加严重，加之疫疾肆流，死民甚多，“草木尽、人相食”。而官吏搜刮、催征更甚。三月爆发的澄县民变则被史学界普遍视为明末全国性民变的开端。
耗尽国财修三大殿。三大殿在万历二十五年烧毁，到四十三年正式开工重建，但后来军事兴起，到天启二年就停了。天启五年重启三大殿工程，正是阉党得势的时候，主管工程的崔呈秀、徐大化、孙杰等工部官员全是阉党。
《熹宗实录》载：“三殿大工开工，自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报竣，总筭钱粮给与领状者共五百七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两。”
两年半内，工部核准报销的款项就有578.8万两，为了这个，魏忠贤生生地把各省用于周转的库银全掏空了，跟商人赊下的银子到崇祯年间还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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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龙的授课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结束了，“简简单单”这四个字放到韩龙的身上，还真是侮辱了先贤。
韩幸看着满脸微笑走出来的这个家伙，他觉得若是让孔老夫子知道了这个家伙竟然敢用他的学问去做这等昧着良心的事情，恐怕他就算是已经死了也是不会放过这个“欺师灭祖”的师门败类的。
“儒门有汝，真是儒门的不幸！”韩幸虽然曾经也是很怕韩龙的一个人，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算是能够开一开韩龙的玩笑了。
韩龙也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明明很心软却是一副强行装出冷漠模样的少年了。
此时的韩龙听到韩幸的调笑也只是淡然的笑了一声，然后轻声的关心着他。
“回来了，没有受什么伤吧！”
此时的韩龙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去一脸轻笑的表情，似乎和当年的“好好先生”司马徽一样的满心和善。
（司马徽从不说别人的短处，与人说话时，从来不问别人的好恶，都说好话。
乡中曾有人向他问好，他回答说：“好”。
有一次，有人告诉司马徽自己儿子的死讯，司马徽便回答说：“很好”。
司马徽的妻子知道后便责备他：“人们认为您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告诉您。您为什么忽然听说他人的儿子死了，而对他人说好呢！”
司马徽却是回答说：“您的话也很好。”
《世说新语·言语》引《司马徽别传》：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辩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
可是韩幸觉得当初的好好先生司马徽外表看似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温婉模样。
但是他的内心比谁都要冰冷清醒，这种不断的好好好之下，或许就是一副冷血心肠。
而现在韩幸眼中的韩龙，也是在慢慢的朝着某个方向变去。
或许现在他还有这么一批他放不下的人在帮助他，所以让他的心中还有着些许的温情存在着。
可是谁知道这最后的温情还会停留多久，或许有一天，韩龙也会变成第二个“好好先生”？
“啊，没什么事！”不管韩龙未来如何，现在的韩幸仍然是他的影子，“张苞将军正在那边休息，族老这是带我们来这里转转！”
“好，挺好！”韩龙满意的点了点头，“刘复这段时间在这里做的挺好，现在岚山部落虽然实力稍稍差了不少，不过现在也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模样！”
韩龙的夸赞让一旁的族老都有些笑得合不拢嘴了，他做了一辈子的岚山部落的族老。
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要改变岚山部落的现状！
只可惜，他这一辈子的确是改变了岚山部落的现状，他差点将岚山部落给一巴掌改没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崭新的希望，这位族老自然是每天都恨不得在部落里转一圈，看着变化越来越大的部落，他也对自己亲近汉人的这个想法，越来越觉得正确了！
作为岚山部落的族老，当初他也是有幸见过汉人的那些长官的，那些官吏在汉人那里被称之为父母官，他们平素里最喜欢的就是和自己治下的百姓谈心，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还需要自己做。
他也曾经见过那些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不说，更是枉顾人命。
他知道雍闿说的有些话是没有错的，的确是大汉的很多官员都是那个样子，贪婪无度，贪财好色，一个个的都是小人模样。
但是这位族老也不是傻子，他更加知道的是，无论是成都蜀汉朝廷，还是江东的孙家王朝，这种官吏难道会少么？
当然不会，他不傻，也不会听着那位雍闿还有孟获的三言两语就相信了这些话。
甚至他还看到了那些贪官污吏的下场，的确是有很多人贪了钱，好了色，最后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这不是什么难以相信的事情。
可是他知道更多的贪官污吏都是被人给抓起来杀了，并不是所有时候，这个世间没有公平。
他不反对贪财好色这件事情，就算他一心只想着让岚山部落更好，让族人有着更好生活的人，他难不成就不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也想，或许说一个人正常人都想要这么做，曾经有一个汉人老者对他说过，大家都是俗人，总说那些没边儿的事儿干什么？
若非是为了能够财色双收，又有多少人愿意拼命往上爬，要知道这种事情可是一步错满门抄斩的局面，这种风险若是没有相对应的利益，那他们又岂会如此做？
贪财也好，好色也好，若是你为了百姓做事，那么这件事情或许并不是那么不能理解。
百姓会骂的是什么都吃了，都拿了，都要走了却不给百姓做事儿，只给自己吹捧的官，而不是那些该吃吃该拿拿，遇事儿也往心里搁的。
而现在汉人官员之中，这种人真的不算是多么的少！
（在这里解释一下，古代官员十个里面九个贪，只不过是有人贪权有人贪财有人贪图名声，贪得东西各不相同罢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百姓更加的喜欢什么人，这个其实从后面的大明后一百五十年里看出来。
那个时候在百姓心中威望最高的其实就三个人，能够让所有百姓都惦记都祭奠的也就三个人。
被称之为大明最后一个圣人王阳明，一生都是行为主义者，一副你爱谁谁，反正我就是干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王守仁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史称“阳明学派”
这也就是所谓的知行合一！
第二个就是戚继光，他主要是因为他带兵平定南北，南征倭寇时期的岑港之战，台州之战，福建之战，兴化之战以及最后的仙游之战直接将南方的倭寇之患平定了。
俞大猷和戚继光也被称之为俞龙戚虎。
之后戚继光再次北上，前往北方抵御鞑靼，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北蛮子无法攻入，于是转而进犯辽东，戚继光率兵增援，协助辽东守将李成梁将其击退。
在张居正上位其间，明朝再次达到了一次鼎盛。
所以作为武力保证之一的戚继光也收到了南方双方的百姓拥护和爱戴！
另外再在这里说一下，张居正作为实行“一条鞭”法的大能，他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这位贪污受贿的本事同样不少。
张居正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
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
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
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
，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
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
“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
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
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
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不过从良心和大局上说，，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
《明史》对他的记载最是中正：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则是最为详细，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但是这么一个人，他贪污了么？标准答案，他贪污了，而且贪污的很厉害！
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贿送他两个金盘，盘中各植高达三尺的珊瑚。据《万历十五年》说，追赃上缴的各种财物约值十万两以上，其子供称还有三十万两寄存各处，抬进宫门的抄没财物达一百一十扛。
便是戚继光都曾经送了他不少东西，其中南方海里专属的海狗宝，那也是常年不断的。
而这种人贪污了几十年，为什么最后抄没出来的东西却是不算多么多，因为根据记载，搜刮出来的财物，并不是两百多万两之多。
张四维实际抄出来的结果根据史料记载是”黄金2400两，白银10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玉带16条等。”按说这也挺奢侈的了，可是与200万两白银还是出入甚巨的。
那么他的钱都去了哪里，在明朝如果你没有钱，就算你是当朝首辅你也是寸步难行的。
张居正其实并不爱钱，他更爱的是权，为了获取权利，他可以收受别人的贿赂，也可以去贿赂别人。冯保就没少收过张居正的钱，徐阶也曾贿赂过张居正。
所以张居正很多时候，收了别人的，或者贪污来的，都会再用于去疏通各种关系。以便自己做事不被掣肘，以求权利的最大化。
张局长也算是贪污受贿之后再去贿赂他人，最后让大明更加的强盛，这也算是贪污受贿第一人了。
不过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古代的贪官屡禁不止，这个规矩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现在再说一下第三个被万民惦记的那个人，这个人对于众人不算是意外，也算是意外，那就是大明最大的宦官权臣，魏忠贤。
关于魏忠贤这里就不多说了，毕竟说太多了也不太好，史书记载的几件事情说他三年之中将大明祸害了一、天启六年，魏忠贤执政期间，开始实行辽饷预征制，即每年十月开始预征次年辽饷的十分之三，农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二、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而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
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每建一词，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财政。
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词，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
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
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
一方面是大明王朝天灾人祸不断，一方面又是这么多的毫无意义穷奢极华的“面子工程”，民怨鼎沸。
三、天启五年至七年，可查阅到的天灾数不胜数，然而遍查天启五年至七年的《熹宗实录》，对灾荒的奏报与赈灾却极为罕见，由是导致民变迭起。天启五年，饥民迫急，人人迁怒，欲反富豪剥削，抗击官吏索征，以求生路。
天启六年的八月，“陕西流贼起，由保宁犯广元”。而天启七年，饥荒愈加严重，加之疫疾肆流，死民甚多，“草木尽、人相食”。而官吏搜刮、催征更甚。三月爆发的澄县民变则被史学界普遍视为明末全国性民变的开端。
耗尽国财修三大殿。三大殿在万历二十五年烧毁，到四十三年正式开工重建，但后来军事兴起，到天启二年就停了。天启五年重启三大殿工程，正是阉党得势的时候，主管工程的崔呈秀、徐大化、孙杰等工部官员全是阉党。
《熹宗实录》载：“三殿大工开工，自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报竣，总筭钱粮给与领状者共五百七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两。”
两年半内，工部核准报销的款项就有578.8万两，为了这个，魏忠贤生生地把各省用于周转的库银全掏空了，跟商人赊下的银子到崇祯年间还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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