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使的“去”“留”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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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他不会以最后通牒或威胁的方式讲话，而是要友好地倾诉相互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司徒雷登提出，如果中共表示赞同，美国就应采取建立这种关系的具体步骤，否则，美国最好还是准备采取别的方针来对付中国的共产主义。司徒雷登在电报末尾承认，想象他能够促使共产党政府的大调整，也许是“天真的幻想”，但是，让目前同共产党人的对抗继续下去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同共产党人拉拉关系的办法还是值得一试的。
艾奇逊1949年1月任国务卿后对司徒雷登的来电很少答复，这次却发了复电。他同意司徒雷登去接近中共，但有若干保留。第一，他认为，中共如果表示拒绝，就会把司徒雷登那番话看作美国以报复相威胁。第二，艾奇逊不同意司徒雷登的这一想法：美国用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艾奇逊告诉司徒雷登，鉴于目前中国的局势，“不能设想美国政府在这种时候会全力以赴地对中国实施一项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因此，艾奇逊要求司徒雷登降低调门，只告诉共产党领导人，如果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因中国的事态发展而受到威胁，“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重新研究中国的形势，以便采取一种最能维护美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的方针”。
显然，司徒雷登不能认同艾奇逊复电所谈到的各项内容，他感到如果按照艾奇逊的意见去办，收不到恫吓的效果，而这正是司徒雷登的意图所在。如果光有大话而无强有力的行动作为后盾，这种话最好不说。因此，司徒雷登决定暂缓北上，试图同中共接触的第一次尝试尚未开始就告吹了。直到5月间，他才再一次谋求同中共达成和解。
还在1948年12月，美国国务院曾指示司徒雷登，一旦解放军进占南京，国民政府外逃，在局势得到澄清以前，他和大使馆要继续留在那里。1949年1月下旬，美国国务院重申此决定，但未具体说明在解放军接收南京后，他应在那里呆多久。4月间眼看解放军就要进城了，美国国务院才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应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稳固地建立了政权为止，届时再回美国磋商。初期应留下来同共产党当局建立联系，从而收集情报，并保护美国在华侨民和领事馆。司徒雷登非常乐于接受这个决定，因为这样他可以有一段时间为促进美国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和解而进行一次尝试。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广州外，美国和多数国家的使节均留在南京。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为他提供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去接近共产党以进行直接对话。而恰在这个时候，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而司徒雷登获悉，派黄华到南京是共产党专门为了同他建立联系的。不管这个情况是否属实，从初步试探性的接触看，黄华的确愿意会见司徒雷登，并与他讨论中共同美国之间的各种问题。于是，从5月至8月初司徒雷登最后离开，黄华和司徒雷登及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进行了数次谈话。
两人5月13日的首次会见是亲切的。司徒雷登借此机会讲出了他在3月10日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的想法，只是未提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司徒雷登特别强调，他快要退休了（当时已73岁），他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黄华没有唱这类高调，而是表示共产党希望美国承认其政府。黄华还表示，中国需要同外国建立商业和其他关系。司徒雷登列出了几条标准，并说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之后美国才能承认共产党中国。一条是中国必须尊重条约（他并未说明是指国际条约还是指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或者两者都包括在内）。另一条是共产党政府必须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不实现这些条件，美国及其他国家只能等一等。
6月6日，他们进行第二次会谈，气氛比较紧张。黄华的主要意见是，他的政府切望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抛弃已经丧尽人心的国民党政府。黄重申，中国希望同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司徒雷登的回答基本上和以前相同。为了在承认问题上加以推动，司徒雷登向黄指出，共产党应把外国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看作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态发展。司徒雷登再次强调，他和美国对中共奉行通过暴力进行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表示担心，并解释说，这种担心在美国决定对中共的态度方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司徒雷登同黄华的最后一次会谈最为重要，给后来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带来严重后果。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前曾在燕京大学任校长数十年，他后来每年6月去北京过生日（6月24日），并参加燕京大学的毕业典礼，这在当时已成为惯例。6月初，他的秘书傅泾波偶然向黄华谈到，司徒雷登希望进行每年一次的访问。6月18日，黄华问傅泾波，司徒雷登是否仍有此打算。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的时候，谈到他已经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说他们欢迎他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去北京。实际上，司徒雷登早已从一位刚从北京回来的外国友人那里获悉这一口信的要点，但他在美国国务院明确批准以前不能决定该怎么办。因此，当黄华告诉他这个口信时，他只能够说，回燕京大学固然令人高兴，但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他那样一个“高龄体弱的人”来说，坐火车旅行也太吃力了。黄华接着说，行程不到三天，铁路上将为他提供一切方便。黄华又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坚持坐自己的飞机，那也可以安排。在谈话结束时，司徒雷登仍没有就此行作出明确的承诺。
而从后来公布的司徒雷登日记上可以看出，他早已为此行提前作了准备。例如，他曾通知在北京的朋友们说他可能去北京。他从未将提前准备之事告诉美国国务院，可能是担心美国国务院不同意。现在他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正式欢迎，想应邀前往，但需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
司徒雷登在黄华通知他两天后向美国国务院作报告，首先就拟议中的北京之行当时的进展情况作了一个简要介绍（仍未提及他曾预作准备），然后分析了此行的利弊。他认为，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明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担心，并提出美国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共产党领导人这样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人士和反苏人士的力量。简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并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司徒雷登也指出，还要考虑到一些消极后果。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美国的盟国可能感到美国率先破坏了对付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此行会提高中共和毛泽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威望。为了抵销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谈到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之行。但他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并会激怒中共。司徒雷登最后强调说，毛泽东、周恩来、黄华都“非常希望”他能成行，并且在等待答复，因此希望国务院尽早作出指示。
美国方面迅速作出了反应，但是有点消极。主要是担心美国国内反对，尤其是担心政府内部共和党的批评。因此提出，司徒雷登访问北京之前必须先飞往沈阳，安排被软禁了半年多的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离华，并同机接回安格斯·瓦尔德总领事及其夫人。美国方面表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在亚洲保住面子，并可以在美国公众眼里成为进行这次访问的一个理由”。但是，政策设计委员会中国助理约翰·戴维斯认为，这样做“很可能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并会破坏司徒雷登北京之行的整个意图。最后，根据艾奇逊的意见，将整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结果是司徒雷登不能去，主要是因为国内可能产生不利的反应。司徒雷登于7月1日接到这个通知。
司徒雷登本人对此决定有何反应，无案可查。他曾为此行预作准备，他自然想再去探望一下他所热爱的燕京大学，据此判断，他一定感到有些失望。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忠于职守的政府官员，服从上级的命令，不再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当司徒雷登想去北京而未成行，并不意味着他试图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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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他不会以最后通牒或威胁的方式讲话，而是要友好地倾诉相互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司徒雷登提出，如果中共表示赞同，美国就应采取建立这种关系的具体步骤，否则，美国最好还是准备采取别的方针来对付中国的共产主义。司徒雷登在电报末尾承认，想象他能够促使共产党政府的大调整，也许是“天真的幻想”，但是，让目前同共产党人的对抗继续下去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同共产党人拉拉关系的办法还是值得一试的。
艾奇逊1949年1月任国务卿后对司徒雷登的来电很少答复，这次却发了复电。他同意司徒雷登去接近中共，但有若干保留。第一，他认为，中共如果表示拒绝，就会把司徒雷登那番话看作美国以报复相威胁。第二，艾奇逊不同意司徒雷登的这一想法：美国用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艾奇逊告诉司徒雷登，鉴于目前中国的局势，“不能设想美国政府在这种时候会全力以赴地对中国实施一项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因此，艾奇逊要求司徒雷登降低调门，只告诉共产党领导人，如果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因中国的事态发展而受到威胁，“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重新研究中国的形势，以便采取一种最能维护美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的方针”。
显然，司徒雷登不能认同艾奇逊复电所谈到的各项内容，他感到如果按照艾奇逊的意见去办，收不到恫吓的效果，而这正是司徒雷登的意图所在。如果光有大话而无强有力的行动作为后盾，这种话最好不说。因此，司徒雷登决定暂缓北上，试图同中共接触的第一次尝试尚未开始就告吹了。直到5月间，他才再一次谋求同中共达成和解。
还在1948年12月，美国国务院曾指示司徒雷登，一旦解放军进占南京，国民政府外逃，在局势得到澄清以前，他和大使馆要继续留在那里。1949年1月下旬，美国国务院重申此决定，但未具体说明在解放军接收南京后，他应在那里呆多久。4月间眼看解放军就要进城了，美国国务院才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应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稳固地建立了政权为止，届时再回美国磋商。初期应留下来同共产党当局建立联系，从而收集情报，并保护美国在华侨民和领事馆。司徒雷登非常乐于接受这个决定，因为这样他可以有一段时间为促进美国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和解而进行一次尝试。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广州外，美国和多数国家的使节均留在南京。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为他提供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去接近共产党以进行直接对话。而恰在这个时候，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而司徒雷登获悉，派黄华到南京是共产党专门为了同他建立联系的。不管这个情况是否属实，从初步试探性的接触看，黄华的确愿意会见司徒雷登，并与他讨论中共同美国之间的各种问题。于是，从5月至8月初司徒雷登最后离开，黄华和司徒雷登及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进行了数次谈话。
两人5月13日的首次会见是亲切的。司徒雷登借此机会讲出了他在3月10日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的想法，只是未提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司徒雷登特别强调，他快要退休了（当时已73岁），他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黄华没有唱这类高调，而是表示共产党希望美国承认其政府。黄华还表示，中国需要同外国建立商业和其他关系。司徒雷登列出了几条标准，并说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之后美国才能承认共产党中国。一条是中国必须尊重条约（他并未说明是指国际条约还是指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或者两者都包括在内）。另一条是共产党政府必须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不实现这些条件，美国及其他国家只能等一等。
6月6日，他们进行第二次会谈，气氛比较紧张。黄华的主要意见是，他的政府切望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抛弃已经丧尽人心的国民党政府。黄重申，中国希望同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司徒雷登的回答基本上和以前相同。为了在承认问题上加以推动，司徒雷登向黄指出，共产党应把外国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看作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态发展。司徒雷登再次强调，他和美国对中共奉行通过暴力进行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表示担心，并解释说，这种担心在美国决定对中共的态度方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司徒雷登同黄华的最后一次会谈最为重要，给后来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带来严重后果。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前曾在燕京大学任校长数十年，他后来每年6月去北京过生日（6月24日），并参加燕京大学的毕业典礼，这在当时已成为惯例。6月初，他的秘书傅泾波偶然向黄华谈到，司徒雷登希望进行每年一次的访问。6月18日，黄华问傅泾波，司徒雷登是否仍有此打算。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的时候，谈到他已经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说他们欢迎他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去北京。实际上，司徒雷登早已从一位刚从北京回来的外国友人那里获悉这一口信的要点，但他在美国国务院明确批准以前不能决定该怎么办。因此，当黄华告诉他这个口信时，他只能够说，回燕京大学固然令人高兴，但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他那样一个“高龄体弱的人”来说，坐火车旅行也太吃力了。黄华接着说，行程不到三天，铁路上将为他提供一切方便。黄华又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坚持坐自己的飞机，那也可以安排。在谈话结束时，司徒雷登仍没有就此行作出明确的承诺。
而从后来公布的司徒雷登日记上可以看出，他早已为此行提前作了准备。例如，他曾通知在北京的朋友们说他可能去北京。他从未将提前准备之事告诉美国国务院，可能是担心美国国务院不同意。现在他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正式欢迎，想应邀前往，但需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
司徒雷登在黄华通知他两天后向美国国务院作报告，首先就拟议中的北京之行当时的进展情况作了一个简要介绍（仍未提及他曾预作准备），然后分析了此行的利弊。他认为，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明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担心，并提出美国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共产党领导人这样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人士和反苏人士的力量。简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并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司徒雷登也指出，还要考虑到一些消极后果。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美国的盟国可能感到美国率先破坏了对付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此行会提高中共和毛泽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威望。为了抵销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谈到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之行。但他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并会激怒中共。司徒雷登最后强调说，毛泽东、周恩来、黄华都“非常希望”他能成行，并且在等待答复，因此希望国务院尽早作出指示。
美国方面迅速作出了反应，但是有点消极。主要是担心美国国内反对，尤其是担心政府内部共和党的批评。因此提出，司徒雷登访问北京之前必须先飞往沈阳，安排被软禁了半年多的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离华，并同机接回安格斯·瓦尔德总领事及其夫人。美国方面表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在亚洲保住面子，并可以在美国公众眼里成为进行这次访问的一个理由”。但是，政策设计委员会中国助理约翰·戴维斯认为，这样做“很可能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并会破坏司徒雷登北京之行的整个意图。最后，根据艾奇逊的意见，将整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结果是司徒雷登不能去，主要是因为国内可能产生不利的反应。司徒雷登于7月1日接到这个通知。
司徒雷登本人对此决定有何反应，无案可查。他曾为此行预作准备，他自然想再去探望一下他所热爱的燕京大学，据此判断，他一定感到有些失望。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忠于职守的政府官员，服从上级的命令，不再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当司徒雷登想去北京而未成行，并不意味着他试图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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