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使的“去”“留”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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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达成某种谅解的努力就此告终。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他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同新政权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司徒雷登得悉，陈铭枢将于6月中旬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便于5月下旬和6月初同他联系，要他协助向中共领导人转达若干信息。为此，陈铭枢应司徒雷登之邀于6月10日去南京。司徒雷登要陈铭枢向共产党领导人转达五点意见，陈铭枢表示同意。其内容可归纳如下：
（一）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二）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三）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美中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四）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五）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然而，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司徒雷登）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司徒雷登对此事是很认真的。他要求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四份很长的文件，由陈铭枢转交中共领导人，以便有助于他们决定对美国的政策。这些文件将中苏条约同中美条约加以对比，谈到中美贸易，并简要地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提出这些文件多少是为了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多么有利和重要。
6月23日，陈铭枢电告司徒雷登，任务进行顺利。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他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京交换意见。
这次重要的会晤终于在7月9日实现了。次日，陈铭枢交给司徒雷登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据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北京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而写成的。陈铭枢进一步称，他的“见解”是与毛泽东的政治经济思想相一致的，将这些意见提供给司徒雷登，是为了协助他“正确地判断”中共的“使命”，以及毛泽东最近几次讲话和几篇文章的精神。
备忘录谈到许多问题，但在中共对外同共产党世界和民主世界的关系上，主要讲两个问题：毛泽东对世界共产主义的贡献；中共对外关系的总概念。
在谈到毛泽东对世界共产主义的贡献时，陈铭枢指出，毛泽东证实通过“从农村推进到城市”来进行革命是可行的，从而对共产主义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把毛主义的这个方面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说甚至斯大林也要求他的同志们研究中共在革命战略上的“杰出发现”。陈认为中共在革命上的成功经验，将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关于中共的对外关系总概念，陈铭枢首先对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提出的“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一边的说法作了澄清。这篇文章是为纪念中共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陈说，“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依靠别人”，而“完全”是属于中共的一条“政治路线”（换言之，它是中共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独立作出的政治决策）。然后，他对所谓“民族立场”和“政治路线”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微妙的区分，并希望司徒雷登和美国政府在判断中国今后的行动时注意这种区别。他指出，一些国家因有共同的民族立场而可以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终于同盟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就是证明。但三个同盟国在政治路线上走不到一起。陈又举出华莱士同杜鲁门总统的分歧作为另一个例证。这两个人因具有爱国主义，而在共同的民族立场上联合起来，但在政治路线上互有区别。陈进一步强调，中共的政治路线“总是明确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政治上必须严格，经济上可以做生意”。
至于那两个附件，总的说来，第一个附件包含了几位中共领导人对司徒雷登的共同答复，第二个附件是周恩来的个人答复。
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给了司徒雷登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特别信息。他们称道司徒雷登曾被日本人拘留4年之久（1941～1945年在北京），还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关于今后的中美关系，他们对他寄以“非常重大的希望”。他们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地制定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也自然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他们指出，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靠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以后的努力。
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希望在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这种关系。他的原话是：“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在这个附件中，也谈到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说明中国“一边倒”的那篇文章。附件解释说，那篇文章“自然是说给党内听的，不能纯粹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解释似乎是说，毛泽东的文章并非打算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他决定完全倒向苏联，而是写给党内看的，因此美国不应过于大惊小怪。对这个解释这里还需要提醒一句，附件并未说明是谁作的解释，因而作解释的人可能是中共领导人，也可能是陈铭枢自己。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个人对司徒雷登送来的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指出，过去美国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才是“重大的”。周没有列举美国在“小的事情”上的援助，而列出了几项“重大的”苏联援助：苏联是第一个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承认中国革命；中日战争期间给中国以物质援助；尊重对中国承担的条约义务。另一方面，周谴责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桩罪行：三十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又援助蒋介石。
对于司徒雷登，周恩来再次赞扬了司徒雷登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但他又深信，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周恩来驳斥了司徒雷登所谓美中贸易对中国更为有利的说法。周恩来引证了两国在1937年与1947年两年内的一些贸易数字来证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发表这些评论之后，周恩来表示，司徒雷登倘若想以私人身份来北京，也许“能够会见一个居于负责地位的人”。
然而，司徒雷登在收到上述信息后，表示不能接受新政权领导人的立场和观点，那些文件使他感到“沮丧”，其中“并未暗示要脱离现行的政治方针，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而是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
司徒雷登北京之行未能获准，又从陈铭枢那里收到虽属重要但“令人泄气”的报告，这时他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无法填平美国同中共之间的鸿沟，也不应再拖延回国的日期了。但是他要离开中国却成了一个难题，引起了使美国政府感到恼火和屈辱的外交事件。
司徒雷登一行原定7月18日离华，但当申请出境许可时，突然遇到困难。南京中共当局要求，为取得出境许可，司徒雷登需要有“某个朋友担保”，同行其他人需要有“铺保”（由当地商号担保离华外国人无债务，未欠税，无未了的民事与刑事纠纷，等等）。这是在司徒雷登临行前数日发生的事。他遂即电告美国国务院，请求指示如何处理。美国国务院的反应很强烈，指示司徒雷登抗议中共当局违反国际惯例和外交豁免的原则。
经过两个多星期才打开僵局，最后采取了折中的解决办法。司徒雷登免除“某个朋友的担保”，并可携带行李和公私邮件离华而不受检查。但同行其他人，仍需要大使馆留下的某个工作人员在出境表格上为其签字作保。司徒雷登一行最后于8月2日离华。司徒雷登谋求同中共和解的努力，以离华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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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达成某种谅解的努力就此告终。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他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同新政权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司徒雷登得悉，陈铭枢将于6月中旬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便于5月下旬和6月初同他联系，要他协助向中共领导人转达若干信息。为此，陈铭枢应司徒雷登之邀于6月10日去南京。司徒雷登要陈铭枢向共产党领导人转达五点意见，陈铭枢表示同意。其内容可归纳如下：
（一）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二）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三）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美中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四）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五）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然而，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司徒雷登）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司徒雷登对此事是很认真的。他要求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四份很长的文件，由陈铭枢转交中共领导人，以便有助于他们决定对美国的政策。这些文件将中苏条约同中美条约加以对比，谈到中美贸易，并简要地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提出这些文件多少是为了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多么有利和重要。
6月23日，陈铭枢电告司徒雷登，任务进行顺利。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他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京交换意见。
这次重要的会晤终于在7月9日实现了。次日，陈铭枢交给司徒雷登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据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北京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而写成的。陈铭枢进一步称，他的“见解”是与毛泽东的政治经济思想相一致的，将这些意见提供给司徒雷登，是为了协助他“正确地判断”中共的“使命”，以及毛泽东最近几次讲话和几篇文章的精神。
备忘录谈到许多问题，但在中共对外同共产党世界和民主世界的关系上，主要讲两个问题：毛泽东对世界共产主义的贡献；中共对外关系的总概念。
在谈到毛泽东对世界共产主义的贡献时，陈铭枢指出，毛泽东证实通过“从农村推进到城市”来进行革命是可行的，从而对共产主义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把毛主义的这个方面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说甚至斯大林也要求他的同志们研究中共在革命战略上的“杰出发现”。陈认为中共在革命上的成功经验，将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关于中共的对外关系总概念，陈铭枢首先对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提出的“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一边的说法作了澄清。这篇文章是为纪念中共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陈说，“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依靠别人”，而“完全”是属于中共的一条“政治路线”（换言之，它是中共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独立作出的政治决策）。然后，他对所谓“民族立场”和“政治路线”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微妙的区分，并希望司徒雷登和美国政府在判断中国今后的行动时注意这种区别。他指出，一些国家因有共同的民族立场而可以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终于同盟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就是证明。但三个同盟国在政治路线上走不到一起。陈又举出华莱士同杜鲁门总统的分歧作为另一个例证。这两个人因具有爱国主义，而在共同的民族立场上联合起来，但在政治路线上互有区别。陈进一步强调，中共的政治路线“总是明确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政治上必须严格，经济上可以做生意”。
至于那两个附件，总的说来，第一个附件包含了几位中共领导人对司徒雷登的共同答复，第二个附件是周恩来的个人答复。
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给了司徒雷登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特别信息。他们称道司徒雷登曾被日本人拘留4年之久（1941～1945年在北京），还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关于今后的中美关系，他们对他寄以“非常重大的希望”。他们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地制定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也自然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他们指出，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靠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以后的努力。
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希望在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这种关系。他的原话是：“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在这个附件中，也谈到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说明中国“一边倒”的那篇文章。附件解释说，那篇文章“自然是说给党内听的，不能纯粹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解释似乎是说，毛泽东的文章并非打算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他决定完全倒向苏联，而是写给党内看的，因此美国不应过于大惊小怪。对这个解释这里还需要提醒一句，附件并未说明是谁作的解释，因而作解释的人可能是中共领导人，也可能是陈铭枢自己。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个人对司徒雷登送来的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指出，过去美国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才是“重大的”。周没有列举美国在“小的事情”上的援助，而列出了几项“重大的”苏联援助：苏联是第一个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承认中国革命；中日战争期间给中国以物质援助；尊重对中国承担的条约义务。另一方面，周谴责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桩罪行：三十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又援助蒋介石。
对于司徒雷登，周恩来再次赞扬了司徒雷登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但他又深信，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周恩来驳斥了司徒雷登所谓美中贸易对中国更为有利的说法。周恩来引证了两国在1937年与1947年两年内的一些贸易数字来证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发表这些评论之后，周恩来表示，司徒雷登倘若想以私人身份来北京，也许“能够会见一个居于负责地位的人”。
然而，司徒雷登在收到上述信息后，表示不能接受新政权领导人的立场和观点，那些文件使他感到“沮丧”，其中“并未暗示要脱离现行的政治方针，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而是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
司徒雷登北京之行未能获准，又从陈铭枢那里收到虽属重要但“令人泄气”的报告，这时他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无法填平美国同中共之间的鸿沟，也不应再拖延回国的日期了。但是他要离开中国却成了一个难题，引起了使美国政府感到恼火和屈辱的外交事件。
司徒雷登一行原定7月18日离华，但当申请出境许可时，突然遇到困难。南京中共当局要求，为取得出境许可，司徒雷登需要有“某个朋友担保”，同行其他人需要有“铺保”（由当地商号担保离华外国人无债务，未欠税，无未了的民事与刑事纠纷，等等）。这是在司徒雷登临行前数日发生的事。他遂即电告美国国务院，请求指示如何处理。美国国务院的反应很强烈，指示司徒雷登抗议中共当局违反国际惯例和外交豁免的原则。
经过两个多星期才打开僵局，最后采取了折中的解决办法。司徒雷登免除“某个朋友的担保”，并可携带行李和公私邮件离华而不受检查。但同行其他人，仍需要大使馆留下的某个工作人员在出境表格上为其签字作保。司徒雷登一行最后于8月2日离华。司徒雷登谋求同中共和解的努力，以离华而告终。